那个冬天,寒风总卷着雪沫子往领口钻,她把旧毛衣的高领高高竖起,再用一根光滑的木棒从领口穿过,紧紧裹住脖颈,像给冬天围上了一圈沉默的壁垒,昏黄的灯下,作业本上的字迹一笔一划,墨水在纸上洇开,竟比炉火还暖,木棒硌着肩,却硌不散她眼里的光,作业本翻过一页又一页,始终带着她掌心的温度,在凛冽里,从未被寒冷冻僵。
冬天的风总带着股子蛮劲儿,刮得窗棂“哐当”响,像谁在拍打窗子催我起床,我缩了缩脖子,把妈妈织的高领毛衣往上拽了拽——领口有点紧,勒得脖子发红,但下巴窝在羊毛里,总算暖和了点,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坐在那条褪了漆的木棒上,这是家里唯一的“凳子”:爸爸从柴房翻出来的老木料,粗得像小孩胳膊,木头茬子支棱着,硌得我尾骨生疼,可为了早点写完作业,我顾不上了,把旧棉袄垫在屁股下,算是给木棒“穿”了层软甲。
木棒是上周末突然出现的,那天家里的旧竹凳“咔嚓”一声断了腿,爸爸蹲在地上摆弄了半天,最后拍了拍柴房堆着的木料,说:“先用这个凑合,等赶集了再买新的。”木棒原本是劈柴剩下的边角料,被雨水泡得发黑,又晒得裂了纹,摸上去像老树皮一样糙,我试着坐上去,没两分钟腿就麻了,像有无数根小针在扎,可作业本摊在炕上,数学题还没做完,英语单词背了一半,窗外的天眼看就要黑透,不写完明天老师要罚站。
我只好把木棒往炕沿挪了挪,让它靠着土墙,这样能借点力,高领毛衣是妈妈去年冬天织的,用的是最便宜的灰色毛线,针脚歪歪扭扭,领口织松了,总往下滑,我写着写着就得停下来,把毛衣往上拉拉,露出半截冻得发红的下巴,左手按着作业本,右手握着铅笔,指关节冻得像胡萝卜,刚写两个字,笔尖就“啪嗒”掉在炕上,我捡起来呵了口气,手心暖了点,赶紧继续写,窗外的风越刮越紧,把窗纸吹得“哗啦”响,玻璃上结了层薄冰,像蒙了层雾,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奶奶说过,“冷是冷的骨头,冻不了心眼”,只要心里想着“写完就能看电视”,好像就没那么冷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木棒上写作业到十点,木棒硌得我屁股生疼,腿麻得站不起来,可作业本上的字迹却工工整整,高领毛衣的领口被我蹭得歪到了肩膀,露出锁骨,一点也不冷,反而出了一身汗,爸爸推门进来送热水,看见我坐在木棒上,愣了一下,然后蹲下来摸了摸木棒,说:“明儿爸给你磨磨,别硌着。”我没说话,只是把作业本递给他看,爸爸翻到最后一页,咧开嘴笑了,牙花子露出来,比高领毛衣还暖和。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有了自己的书桌和转椅,再也不用坐在木棒上了,可那条木棒和那件高领毛衣,我一直收在衣柜最底层,冬天冷的时候,我偶尔会把毛衣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