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南蛮专属什么(请问北京过年必吃什么美食)

1、三国杀南蛮专属什么，请问北京过年必吃什么美食？

北京过年必吃什么美食。

我告诉你，北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真正满族𣄃人以经从我们生活中逐渐淡去，老北京讲究的那个吃食有的都失传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年夜饭一定不能少，红烧带鱼家家户户必吃，第一年年有鱼彩头好，第二带魚曾经是凭票供应时北京过年商品所以北京人习惯了过年吃带鱼，红烧带鱼，糖醋带鱼。炸带鱼，家常烧带鱼总之带鱼上桌了年夜饭开始了。

2、秦始皇的祖籍是哪里？

秦始皇档案：

居住地：咸阳

出生地：邯郸

驾崩地：沙丘（河北邢台广宗）

祖居地：陕西、甘肃、河南、山东

祖籍地：山东（莱芜，现属济南）

为何祖籍山东莱芜，需要仔细了解始皇的家族史和秦人族源。

女修 → 大业 →伯益→ 大廉→？→中衍→？→胥轩→ 中潏→蜚廉→恶来（迁邾)→女防→旁皋→太几→大骆（居犬丘）→秦非子（封秦邑）→ 秦侯→ 秦公伯→ 秦仲→ 秦庄公→ 秦襄公（迁雍城）→ 文公→ 宁公→ 出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厉公→ 躁公→ 怀公→ 灵公（迁泾阳）→ 简公→ 惠公→ 出子→ 献公（迁栎阳） → 孝公（迁咸阳）→ 惠文王→ 武王→ 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

秦始皇之父庄襄王为秦在赵国的质子，娶吕不韦之舞女赵姬在赵都邯郸生嬴政。对于《史记》记载嬴政生父为吕不韦一向争议很大，我们暂不理会，否则要追溯吕不韦的祖上去卫国（河南濮阳）或吕国（河南南阳）来论始皇祖籍了。

秦自襄公时保护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获封诸侯建国，都城建于雍（陕西宝鸡市凤翔县），灵公时迁泾阳（陕西咸阳市泾阳县），献公时迁栎阳（西安阎良区），孝公时再迁至咸阳（今咸阳东），直至秦统一六国，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时间秦王居住地一直在陕西境内。

秦王祖先大骆、非子父子在犬丘一带养马有方，传至周孝王耳中，召非子封为弼马温一类官职为周牧马，后封在秦邑，史称秦非子。秦邑在今天甘肃省天水市辖清水县、张家川县一带。犬丘一般认为在甘肃陇南地区礼县。（或说礼县为西犬丘）

再往上追溯蜚廉、恶来父子皆为商纣王之臣，但恶来助纣为虐，武王克商后被杀。至于其父蜚廉根据《史记 · 秦本纪》记载同时间死葬霍太山（山西霍州太岳山）。而近年出土的清华简否定了上述说法。原来商朝覆灭之后，蜚廉由商都向东逃往奄。奄国在今山东曲阜至莱芜一带，都城曲阜是盘庚迁殷前的商都所在。

东方嬴姓国族的反周和武庚、三监之乱，蜚廉参与并起了促动的作用。周公辅佐成王平乱伐奄，诛蜚廉。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将奄民迁徙到邾（甘肃天水甘谷），即为秦人祖先。这与《孟子 · 滕文公下》的记载相符。在甘谷和礼县都已发掘出秦人祖先的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奄人逃亡江南再建城建国，今天到江苏常州武进就可以参观保存完整的春秋古奄城遗址。

蜚廉除恶来外，还有一子名季胜，他很早就降周，由于归顺立功，儿子被周成王赐宅于皋狼（山西离石），曾孙造父任周穆王的车正，即车队长，曾随穆王西游一直到传说中的西王母之邦。后被封在赵城（山西洪洞），得赵氏。其后人奄父更是在千亩之战中救出周宣王，使其避免了被姜戎俘虏的命运。周幽王继位后，近小人，疏贤臣，奄父之子叔带被逼去周事晋，成为晋国的大夫，后代作为三家之一分晋建立赵国。

恶来后代女防、旁皋、太几等几代人背负长辈叛乱的恶名，可想而知其况堪忧。据《史记》载：

即把周王对于季胜及其后人的宠信作为掩护，忍气吞声，偷生西域。秦后期却与赵势同水火，坑杀赵卒、诛杀赵王，丝毫不念同族旧恩，真是为人所不齿。

为何迁秦人到邾要涉及到蜚廉的祖父胥轩，他生活在戎地，故又名戎胥轩。戎胥轩娶戎族骊山之女，生中潏即蜚廉之父。胥轩、 中潏父子一直为商王朝保西陲，地方大约在关中中部一带。迁徙到这里，有继续让秦人为周拱卫西疆、并利用秦人与戎人的姻亲关系稳定形势的考虑。可叹的是秦人之后几百年尽占戎人之地，并最终灭亡了周王朝。

秦人与戎人并非同一族群，而是来自山东的东夷部落。这也是蜚廉东逃至同族方国的原因。商族也是源于东夷，和秦人血缘关系很近，所以秦人商族崛起之时，拥商反夏，很早就位列大夫。秦人的嬴姓即源自嬴水，在今天莱芜的嬴水西岸的嬴城遗址就和秦人祖先有关。

根据《史记》，胥轩之祖伯益受舜赐姓嬴。实际东夷族的部落首领是少昊，其时即有嬴姓。以曲阜为都的奄国(即之后的鲁国）自古称少昊之墟，秦襄公时还自称“主少昊之神”就是这个原因。

伯益之父大业传说是女修吞食了天上玄鸟殒落之卵,未婚而生。这和传说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蛋怀胎生契为殷商先祖一样，是东夷民族崇拜玄鸟图腾的反映。

玄鸟即是燕子，奄国之奄即燕也。齐国的前身薄谷国也是嬴姓东夷人方国，薄谷即布谷也。

而女修也传说是颛顼（黄帝之孙）的孙女和后代，这实际上已不可信。因为东夷人和炎黄部落的夏人不同族。

3、古代北方的发音跟现在的一样吗？

例如“吾”字读音，从商、周、汉、唐、宋到现代，老国音便是粤语的读音，而新国音则是普通话的读音。

这是因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四声”有些不同。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多了平声，少了“入”声。古代汉语的四声是平、上、去、入。现代汉语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古汉语中的“上、去、入”是不能与现代汉语中的“上、去”相当的。古汉语的四声，也是不能与现代汉语的四声相当的。

以“入声”为例。古汉语中有入声，但现代普通话中没有“入声”了，古代的入声字都转化到平、上、去声中去了。如“鸭”字，古代是入声，现代普通话里是阴平；又如“发”字，古代是入声，而现代是阴平。

中国的地域广阔，方言复杂。各个历史时期的官方用语不尽相同，与现代人不会完全一致。

扩展资料

学习古代人发音语言的方法：

1、文本迁移法：这一方法需要学习好所学的文言文本，能在适合的时候进行语义迁移。

2、事理检验法：通过常识或所学知识推断词语在文言中的含义，若不能切合常理和事理，就要考虑是否有通假现象。

3、语境推断法：看实词在文言文中是否符合上下文，切合语境，常见的是实词的褒贬异议。

4、语法推断法：借助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分析特殊实词的含义。具体古汉语语法可查阅高本汉先生的《古汉语语法纲要》。

5、互文见义法：同义对应和反义对应结构句式相同，可利用上下文的对照来推断。

参考资料：人民网--“穿越”需谨慎 古汉语发音绕晕你 与现代不同

参考 台语(闽南语)为什么又被称为“河洛语”或“中原古音”呢？ 关于“河洛语”的解释有很多，比较为人采信的是“河南洛阳的语言”的意思。洛阳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国都，这里的“河洛话”相当于官方语言，如今天的普通话。 闽南在古时候被成为“南蛮之地”或“南荒之地”，但也有自己的土著居民。在唐或更早的时候，由于朝代的兴衰更迭，旧的王朝往往被迫逃亡偏远的闽南地区。因此，他们的语言也就带入了闽南。又由于在竞争中，闽南土著不占优势，因此当时中原的语言很快得到发展，因而闽南语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语意。 据考证，唐朝的关方语言就是现在的“闽南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李白、杜甫等诗人都会讲闽南语。这些在他们的诗歌中都能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用闽南语读唐诗反而更押韵的原因了。所以也叫“中原古音” 这里再补充一点，现在我们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而北京是何时成为国都的呢？没错，元朝。而在此之前，北京一直属于边关，万里长城不就是证据吗？ 而现在的北京话，融合了很多地方的语言，特别是在元朝和清朝时，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更使北京话包容了多样。所以，北京话在一定时期内是变化最快的语言。故现在用普通话读一些古书，会有一些读音或意思上的差别。

闽南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三摆的移民潮，移民的原因是征蛮佮避乱： 第一摆：第四世纪晋朝人移居闽→泉州话的形成 五胡乱华时期（304-439），异族入侵中原，伫西晋永嘉二年（308）的时阵，中原的「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一带，in1共上古汉语（比如，有身、新妇、斟酌、鼎、箸、失礼）顺sua3带过来，后来成做「泉州话」。所以「泉州话」就是第三、四世纪的中原音参「吴楚方言」（比如，水薸（phio5）、手ng2、鲎hia）佮当地的「越语」（比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滥做伙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主要的来源，伊比「读书音」较早。 第二摆：第七世纪陈政、陈元光父囝屯垦漳州→漳州话的形成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福建泉州佮广东潮州之间「蛮獠啸乱」，朝廷派河南光州固始（即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接近安徽省）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南下平乱，平乱了后屯兵伫即马的漳州一带，即批人带来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第三摆：第九世纪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亦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三兄弟统治漳州→漳州话的形成 唐朝末年，中国发生「黄巢之乱」（878），朝廷派河南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南下平乱，平乱了后王潮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即批人阁带来九世纪的中原汉语。 前后即两批的移民大多数是河南光州固始人，in用固始的方言教福建人读四书五经，后来成做「漳州话」，这就是「读书音」主要的来源。伊保存了真济唐朝人读册的音。 【闽南语的借词】 和国语比较，词汇方面，台语的特色在于借词。按时间顺序来看，台语的借词主要来自： 中古的越语残留词 这些词汇是河洛人刚由河洛一带迁到闽南时，在和当地的越族原著民互动中采借过来的。这些词汇往往不是河洛语特有的，而是由南方方言，特别是东南方言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所共有。如[lut](迅速滑落)、[lagia]（蜘蛛的一种）、[katsua]（蟑螂）等。 远现代的东南亚借词 河洛人的住地位于中国的海洋出口，与外界的交往远较其他地区先行。更由于河洛人强力的殖民传统，河洛人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交流极为密切。相应的，河洛语中自然有相当多的东南亚借词。如雪文（肥皂）、亚铅板（锌板）、苦力（工人）、拾扳仔（扳手）等。 近现代的日语借词 从文化上看，日本人和河洛人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地交流极为密切。明清时河洛人曾经向日本大力殖民，近代台湾则被日本殖民统治，福建也长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此双方语言互有对方的借词。台语里的日语借词，大部分在二战后的“去日本化”运动时被抛弃了，留存到今日的已然不多，但有些依然极富生命力，如便当、中古车、阿沙里、町内、野球、飞行机、杠龟等。很多人以为这些词只在台湾岛上使用，但实际上，随着河洛文化的整合，这些词早活跃在各地的河洛人口中了。 现代的英语借词 英语是世界通用语，台语的英语借词，为数也不少，如outside、杯葛、的士、park车、斯掰等。 除了借词，台语词汇里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多语融合词。比较多的是和国语、日语、客语糅合。如齿毛不爽、LKK、阿达、ATO、no食等。 值得一提的是，词汇的采借往往是相互的，日语、东南亚诸语均有大量的台语借词，国语中的哇噻、打拼、出头天、LKK、头壳坏去、掠狂、ATO、偶、素不素等也是台湾制造，甚至英语里，也有Tea是来自厦门。许多借词是多次采借的，如雪文，台语借自印尼语，印尼语则是借自法语。很多借词，因为习用久远，已经很难察觉它们的外来身份了，如据说借自原住民语言的亲（斟）、牵手等。 【闽南语的声调】 传统上认为台语有8声（实际上是7声），即： 例字 调值 调型 调类 狮55 高平调 阴平 虎52 高降调 上 豹31 低降调 阴去 鳖3’ 低促调 阴入 猴35 回升调 阳平 狗52 高降调 上 象33 低平调 阳去 鹿4’ 高促调 阳入 资深台语专家林央敏教授认为，台语声调已经归并简化为6声，即： 例字 调值 调型 调类 比较 狮55 高平调 阴平 同国语一声：汪 猴35 回升调 阳平 同国语二声：洋 豹31 低降调 阴去 同国语三声：海（变调） 虎52 高降调 上 同国语四声：浪 鳖3’ 低促调 阴入 同国语五声：个（此字与“个”有别） 象33 低平调 阳去 国语无此调 狮55 高平调 阴平 同国语一声：汪 当今的闽南方言是在夷狄人(古代闽越土著人群)与历代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特别是唐、宋两朝时期北方人入闽的基础上，由八闽远古语音与历代外来语言进行交流、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方言。 闽南语的发音主要特点有：1、多数古浊可平声字，今读音时不吐气；2、念知、登等，有时保留破裂音，成[t]、[]；3、无轻唇音[v]、[f]；4、有韵尾[-m]、[-p]、[-t]、[-k]；5、声调七类，以上为主，与古代声调系统不尽相当。此外，在闽南语中，文、白语言区别较大。白读音代表本地方言比较久远的源头，据研究，它是秦汉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所带来的汉语与当地闽越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就开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音体系；文读音则是本地方言与本民族权威的方言(古代的雅言、通语、近代的官话、现代的汉语、词汇、语法等方面向权威的共同语靠拢的表现)。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闽南语的发展，对保护、弘扬中国古代语言遗产，研究中国其他语种以及古代闽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发音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汉字的读音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始终在变化的，这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规律。从历史的角度看，汉语读音的稳定性要远弱于文字的稳定性。文字是视觉的，语音是听觉的，中国人记录视觉符号的方法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记录听觉资料的历史只有100多年。 说出来的语音和可以被写下来的文字的稳定性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这仅仅是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的讨论，何况从空间的差异看，各地有不同的方言、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加速了语音的不断变化。 影响语音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释义：时间上有古代和现代，地理上有南有北，文字有修改和弃除，读音上有变化，这也是形势必须经过的）。这句话从时间、空间上阐述了文字、发音的变更，说明了语言变更的必然性。 扩展资料： 从汉语的独特性质说起。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语音——也就是说，语音的改变并不反映在文字上。这一特点不但让一般人对于语音的变化缺乏意识，还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加了麻烦。 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音频、视频，现代读音又受汉语语音复杂的历史变迁干扰，语言学者知道现代哪些字词的发音与古代相同，哪些是不同的方法： 1、靠韵书。 韵书大体相当于古代的字典，自然要标注读音。汉语韵书普遍采用反切法：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声调分拆，分别用其他字标注。举例来说，《大宋重修广韵》中“东”就被注为“德红切”——采用“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和声调。 当然，要读懂反切法，必须先知道所用字的读音，在这点上今人远远称不上清楚明白。不过，对反切注音的整理虽不能直接确立读音，但能得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 2、靠汉字本身。 汉字并非完全独立于语音，通过对大量形声字古今声旁的对比，可以获得一些线索。如“路”的声旁为“各”，普通话中两字的读音根本就不搭界，但古人会用各作路的声旁，说明在古代两字读音必然接近。 3、诗文押韵。 海、峙、茂、起、里、志，一眼看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也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可以使它们的读音完全押韵。可是在曹操《观沧海》一诗中，这六字押韵。整理诗词押韵的变化，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4、外语和现代方言。 外语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译进汉语的语言，如佛教用语梵语和巴利语。家喻户晓的夜叉/药叉来源于梵语yaksa，即可说明当年夜/药的读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和现代汉语中的读音不同。 5、还有些散见于文献中，并不系统的描写。 如《吕氏春秋》中，东郭牙观察到齐桓公口型“呿而不唫”(开而不闭)，成功判断出齐桓公“所言者‘莒’也”，由此将齐桓公和管仲谋划讨伐莒国的事泄露了出去，与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普通话呼“莒”的口型甚小。由此可以看出，古书中的类似描述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 通过以上方法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回溯古代汉语的读音体系。

古时候一般大家都说方言，也有普通话，叫官话，意思是说做官的人说的话，指的是京城的方言， 普通话是北京话吗？ 作者：皮扎诺 （本文仅作为问题以供讨论，发本贴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普通话或者要反对推普，而是要探讨语言上的事实。历史我们不能改变，但事实我们必须尊重，曲意的遗忘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困惑] 到过北京的人或者听过北京话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北京话跟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也有可能听不懂北京话，甚至电台的普通话播音员到了北京有时也同样会听不懂当地的北京话，这就是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语言现实。这个事实说明了普通话和真正的北京话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各种书上却明明写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脚本的，这给国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话到底是不是北京话？普通话跟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它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 [普通话的定义] 根据举世公认的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白话文为规范语法的语言。 但是，这个定义真的是那么铁定地正确吗？ 对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反证去验证它的科学准确性。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它反过来也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普通话的定义，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必然就是普通话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话定义中的严格标准说出来的却仍然不是普通话！就是说，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说出来的话一样不等于是普通话。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验证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普通话的定义不够严谨。 那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这是普通话的定义给中国国民的一个困惑，有了这样的一个困惑，重新审定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就应该了。 [移民与语言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知道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产生、发展和生存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我们暂时叫它语民。人群才是语言的决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语、女书这样的人工语言也不能逃避社会群体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人群，语言将无从产生，也无从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种语言也必须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找到语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 认识普通话也只能如此，跟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普通话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发展史，普通话生成发展史也必然是跟说普通话群体的移民史为一体的。 [比较分析语言关系的歧路] 作为一个语言学者，可以对某种语言抽象出出千千万万个特性来，可以对这些特性做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演释，可以找出两种语言之间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象中文和英文这样两种几乎互不相关的语言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同音同义词”来。然而不能否定语言的社会根源。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什么羞耻，只有存在的事实。 有位杰尕（Hercules)先生曾写道： “如果你有100个有编号的球，随机放入五个有编号的箱子，每箱二十个。一次不行，再放一次。问两次同样编号的球放进同样编号的箱子的大约有多少个？根据该率计算，平均有100*1/5*1/5*5等于20个。这与你们的学说有什么关系？且慢，听我慢慢道来。人类一般所用的词汇量大约都是以万计，就取五万吧。不考虑声调现代北方话约有400音节，英语那可就多了，可能的组合据说上万。咋一看两者重叠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不过没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很多情况下你们没有考虑韵部，这不是责怪你们，确实在语言的变化中声母更稳定一些，这样可考虑的组合都只剩下二三十个。相近意义词汇相近音的就已达到数千个。事情还没完，声母也不是一成不变，无论是汉语，还是诸印欧语言中都有g-k-k',b-p-p',d-th-t-t'等等相互转化的例子，还有数目繁多的轻唇重唇，舌尖舌上我都搞不懂的玩意。这下好了，箱子只剩下了这么几个b,d,g,l,x,s。再者，英语和上古汉语都有复辅音，这等于把球放了两次。最后在发挥一下想象力，在意义上再去附会一把，哈哈，同源词就上万了。有个网友说他已找到两千个，太少了，回头把汉英，汉德，汉什么的词典再翻一翻，多动点脑子，不就成了，更有说服力了？” 虽然他这里是只针对于汉印欧同源词比较，但总的说来就是，任何语言间都有出现同义谐音词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本人认为杰尕先生的问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任何语言间的同源词比较都是无意义的。 以前的学者对于普通话到底是什么或者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分析几乎都是倾向于比较两种语言的相似特点，但这样的分析方法显然有很大的谬误性，杰尕（Hercules)先生的例子就能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比较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是沿着语民这条思路而不是两者之间的语音语言特点。 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一群人（语民）长期的语言实践中自然产生的，语言和语民是一体的，知道了语民也就自然知道了语种，这是起码的逻辑。而语音特征不论如何都是间接的东西，因而没有直接的证明意义。况且，语音特征上的象不象这种东西是很难说得准的，中国人的老母是“ma”，英国人的老母也叫“ma”，莫非英语是从汉语中分出去的一种方言？某某语种用的是某某音系，这并不能说明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不能做次方言的分类了。 我的讨论的特点是从语民入手而不是从语音分析入手，这与以往的那些论来论去的普通话是受满语影响的废话是大不相同的。 [普通话语民史的考证]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 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 “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 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 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 [基本思路] 为什么说普通话是“满人学说的汉语”而不是“受满语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要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和满清的“国语”是同一口音的一种语言而不是不同的*语种*； 2，满清的“国语”的最纯正的口音是满族人——中国的统治者群体的口音，满族人是满清“国语”的正统语民； 3，满语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的主要语言，满语是满族人的母语，满人母语的更替说明，满清的“国语”是满族人学习而会说的汉语。 实际上，要论证普通话是什么语种，最重要的应该是判断普通话的语民而不是普通话语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话：下江官话]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我们分析一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表达对象，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基本定理：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一致。是社会实践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就是说，一种语言有一种说法就必然有这种说法所表达的那种生活实践。打个比方，比如“椰子”这个词，如果满族人的满语中有“椰子”这个词，则满族人所生活的那种生活实践中必然有“椰子”这个果子的存在。 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族人是一个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们的生活环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满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历史短暂的，而且满族人的生活历史也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象中华几千年的那种发达的科技和艺术高级社会实践。这就决定了满语不具备表达中国境内生活实践和中华文化的能力。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对刚刚取得对中国统治权的满族人来说，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关于“外来式地方话” 对说不同汉语方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方言，如广东人说普通话，别人一听就能听出是“广东普通话”而不是标准普通话，同样，北方人说粤语也是别人一听就能听出“佬崽广州话”，很多北方人在广州住了三四十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他能清楚地听懂别人说的广州话，别人也能清楚地听懂他的“广州话”，但是别人同时也能一下子认出这不是正宗的广州话，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他说的是没有入声字的“广州话”。 对说不同语言的人学习与模仿其他语言，如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说汉语普通话，别人还是一下子能辨别出他们不是汉人。 外国的朋友学习汉语，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象中国人一样的完全听辩不出来的外国朋友，加拿大来的大山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之一，然而他说的汉语还是没有真正中国人说汉语的那种亲切感，即使只听一小段录音而看不到他本人说话也一样能分辨出来，这是因为他说的是“洋式普通话”。可以想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国式英语”在英国人心目中会是怎样。 福建琴江的旗下话是汉语而不是满语，说的确切点就是“满式汉语”，“军话”实际上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当地话。一群操不同语言的人来到当地人当中，因为在当地交流的生活实践需要，当地人的语言也就成了唯一全面通行的共同语言，所以，外来的人群就学起了当地人的语言来，“外来式当地话”是学习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军队、建设兵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社区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有自己的特色，当他们的“外来式当地话”演变到能实现当地生活实践的各种需要特别是语言交流需要的时候，这种“外来式当地话”也就丧失了继续向当地话靠拢的强大动力，于是，这种“外来式当地话”就被固定了下来，形成自成一体的一种语言，这就是“军话”。 不单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看北京是否保留着一个固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是否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社区、自己的生活特色、自己的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这群人是否有保留自己特色的意志，以及这个意志有多强，有多大的保卫自己意志的能力等。我们必须坚信是社会实践需要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社会实践的需要。两三万人可以形成一种“军话”说明了形成一种新的语种不需要太大的社群。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曰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曰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考证历史很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决定语言的是社会实践。 可能会有汉人把内地的汉语带到了关外，在满人入关以前汉人和满人应该有交流并且产生语言的相互影响，这很合清理，“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多一会汉语。努尔哈赤的汉语就很娴熟”这也很合理。 但是，这应该不会引起满语的质的变化，更不会引起满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的改变，因为语言的生存是由人群社会活动的需要决定的。在满人入关以前，满人的社会活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满人说汉语仅仅是政治需要或者只是部分人参与的满汉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满人根本就没有必须彻底改变自己母语的社会迫切需要。这不是满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满人只有在入关以后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变成了绝大多数满人都必须与汉人交流，正是这种社会活动的质的改变才产生了“满式汉语”在满人中的主流地位。 所以，满式汉语一定是在满人入关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其实古代发音与现代发音是不同的，这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七言绝句一二四押韵，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照理“斜”、“家”、“花”押韵，如果按照现代读音，“斜”读“xie”的话根本不押韵，所以“斜”在古代读”xia”。汉语的语音演变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字形随读音的变化而变化，但从古代诗歌等典籍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痕迹。 当然，从方言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痕迹，尤其是在南方。如我们现在讲“上街”为“shang jie”，可在南方有些地区讲“shang gai”，偶就是南方人，这点可以证明。

2、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地方官员因政绩突出被皇上召见，讲了一大通，皇上却一个字都听不懂。由于这种情况，产生了“通语”，通语是在一个多方言的社会内，产生的一种临时的语言，一般是供上流社会交际。所以皇上、文武百官之间就能交流啦。

4、马超和赵云到底哪个更加厉害？

同为五虎上将，马超和赵云二人，到底谁更厉害？你看他俩初次见面时，马超的三个小动作！这足以揭示答案！

马超比赵云谁更强？

关于马超和赵云谁更厉害的争论，历来都是热门话题，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无法说服对方。如果不看马超和赵云的交锋，单从他俩各自的战绩来看的话，其实两人都是差不多的，很难分出高低。比如穰山之战，赵云和许褚大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负，之后两人又多次交手，但从未分出过胜负，而渭水之战，马超和许褚大战两百回合，也是未能分出胜负，两人的战力其实差不了多少！

站在马超支持者的角度来说，马超在潼关之战，曾二十回合击败了张郃，足见马超之勇。而穰山之战，赵云击败张郃，花了三十回合，由此可见，马超的战斗力是要超过赵云的。

不过站在赵云支持者的角度来说，穰山之战中，赵云从早打到晚，先是和许褚、于禁、李典对战，后来又马不停蹄地找寻刘备，没怎么休息，体力早已不再巅峰，所以才会出现他三十回合击败张郃的情况。若是让赵云处于体力巅峰，他必定也可以二十回合击败张郃！后来张郃与徐晃联手，碰到赵云不敢交战，恰好证明了张郃与赵云的武力差距！

事实上，在本文看来，单从外人的评价和马超赵云的战绩来比拼，是很难分清楚他俩到底谁更强的！因为选择不同的参照对象，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对于这种程度的猛将来说，要想分出胜负，必定需要他俩亲自较量一下！

很多人会说，马超和赵云都是刘备的手下，两人是队友，不可能互相交手啊！事实上，在刘备攻打益州时，马超和赵云，是有过交锋的！只不过这个片段不长，所以很多人忽视了！

马超和赵云的第一次交锋

刘备受刘璋的邀请，进入西川，帮忙抵抗张鲁，结果刘备心有异志，他想的并不是攻打张鲁，而是攻打刘璋！

刚开始的刘备，还挺不好意思的，毕竟刘璋没对他干啥坏事，他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刘璋，但随着张松的死，刘备意识到，他和刘璋必须有所了断了，于是他命令手下，进攻刘璋！刘备带队进攻刘璋，将后方的葭萌关交给了霍峻，让他帮忙抵挡张鲁。而张鲁这边，也不甘寂寞，想要趁火打劫，趁着刘备进攻刘璋时，出兵攻下葭萌关。张鲁派出去进攻葭萌关的人是马超，而马超乃是天下闻名的战将，所以霍峻不得不向刘备求救，请求带人前来支援。

刘备是见识过大世面的人，知道马超的厉害之处，所以他不敢托大，立马找来诸葛亮商议。诸葛亮的建议是马超勇猛，必须派张飞或者赵云这种猛将出击才行，而当时的赵云正在外面执行军务，无法脱身，所以此时只能让张飞去对阵马超。于是接下来精彩的葭萌关之战便爆发了。最终的战果是马超和张飞打了个平手，谁也无法击败对方，于是双方约好，第二天再战。

张飞是个暴脾气，从来没有怕过谁，既然和马超约好了，他就卖力准备着第二天再战，哪知道诸葛亮突然出现了，他认为张飞和马超都是猛将，一旦拼死力战，必定会伤及一方，所以他决定，用计谋招降马超！刘备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便命诸葛亮立刻实施，就这样，马超和张飞再也没有打起来过了，因为他被诸葛亮劝降了！

当时的马超，在张鲁处寄人篱下，受人排挤，所以他过得并不爽，恰逢诸葛亮前来劝降，他觉得跟着刘备前途更大，更有可能击败曹操，于是便舍弃了张鲁，投降了刘备！

原文：玄德亲自接入，待以上宾之礼。超顿首谢曰：“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刘备对马超非常看重，亲自前去迎接马超，并待马超以上宾之礼，这令马超非常感动！相比于张鲁那边的排挤和猜忌，刘备的器重简直是太暖心了，于是马超立马说了“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这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马超对刘备，是真心臣服的，他此时已经认刘备为主公了！而得到马超这员猛将的真心臣服，刘备也非常高兴，准备带着马超去成都前线，一同进攻刘璋。

刘备带着马超一行人，来到了赵云和黄忠驻守的绵竹，刘备准备在这里给马超接风洗尘，顺便把马超介绍给手下的猛将认识一下，结果刘备话还没开口，刘璋的军队就打过来了。

原文：玄德复命霍峻、孟达守关，便撤兵来取成都。赵云、黄忠接入绵竹。人报蜀将刘晙、马汉引军到。赵云曰：“某愿往擒此二人！”言讫，上马引军出。

赵云驻守在绵竹，正在奉命进攻刘璋，此时刘备刚到，刘璋就派人来攻，简直太不给面子了，于是赵云直接请战，由自己去对战蜀军！见赵云表现如此积极，刘备自然不好扫了大家的雅兴，所以干脆就直接在城楼宴请马超，顺便观战，让马超看看他刘备的手下，也是非常强悍的！

按照刘备的想法，他是打算和马超在城楼一边喝酒，一边看赵云作战的，正好以战事来助兴，结果还没等他把宴席准备好，赵云那边就回来了！

原文：玄德在城上管待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龙已斩二人之头，献于筵前。马超亦惊，倍加敬重。超曰：“不须主公军马厮杀，超自唤出刘璋来降。如不肯降，超自与弟马岱取成都，双手奉献。”玄德大喜。

大家注意看马超见到赵云斩将归来后的反应，从他的这个反应其实就可以判断出，马超和赵云，究竟谁更厉害！

赵云斩将，马超主要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马超亦惊！这个“惊”字，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马超被赵云的武力惊讶到了，因为赵云此战表现得太强悍的！另外一种解释则是马超被赵云此举背后的深意震惊到了。在大家看来，马超原本是西凉军统帅，在地位上是和刘备平起平坐甚至超过刘备的，所以他非常桀骜不驯，对刘备并不是非常服气，于是刘备安排了这场“演出”，让赵云去快速斩杀两员蜀将，以此震慑马超！

第二种说法说得有板有眼，而且非常契合网络中流传的阴谋论，所以大家坚信，赵云此举就是在故意打压震慑马超，目的是提醒马超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别妄想和刘备平起平坐。不过在本文看来，这第二种看法有点过于解读的意思！

马超最开始确实是桀骜不驯的，但是随着他在凉州的大败，马超已经失去了自己曾经的地位，他已经进入了寄人篱下的状态。在汉中张鲁处，马超其实过得并不爽，张鲁身边的人都非常忌惮马超，而张鲁这个人又不是个明君，对马超越来越疏远，所以马超在张鲁阵营其实没什么前途，反而要时刻提防小人的暗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马超最终投靠了刘备！说白了，马超已经走投无路了，投靠刘备是他最好的选择了！这一点，从马超见到刘备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马超说“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就说明马超是真心臣服刘备了，并没有表现出逾越规矩的行为，而且马超又不傻，自己都走投无路了，有人收留他，他应该好好表现啊！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样子，这不是找死吗？

马超都向刘备表示了绝对的臣服，刘备不可能再故意去打压马超吧，再说原文明确说了，刘备他们刚到绵竹，刘璋的手下就打过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刘备不可能去交代赵云打压马超吧？所以说，刘备一没动机，二没时间安排，他并没有让赵云故意打压马超，马超之所以惊讶，并非是被打压警告而产生的惊讶，而是真正的震惊于赵云的武力表现！

除此之外，马超亦惊的这个“亦”字，就是“也”的意思，马超也惊讶，这就说明当时在场的众人，其实也被赵云的武力震惊到了，大家都没想到，赵云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斩下敌军首级！

马超的第二个反应是倍加敬重！长坂坡之战，赵云的名声响彻天下，想必马超是知道赵云名字的，知道赵云武功高强，但是他没想到赵云强到了这种程度，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斩将而还，这要是换成他自己，估计也是完不成啊！所以说他才会倍加敬重！试问，若是赵云的这个战绩马超也能完成，他有必要震惊，有必要倍加敬重吗？

马超的第三个反应是主动请战！马超当众叫刘备为主公，并主动请战攻打刘璋，这其实就印证了第一个观点，马超是真心臣服刘备的，他并没有桀骜不驯。而且马超见赵云表现如此强悍，也不甘示弱，想要获取大功，不被赵云比下去。像赵云这么快的斩将速度，估计马超是没办法完成了，所以他才主动请命，攻打刘璋！

结语

虽然赵云和马超并没有真正的互相交过手，但是细细分析他俩的第一次见面、交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赵云是要更为厉害一点的！赵云迅速斩将而还的战绩，不仅惊讶了在场所有人，就连马超自己也感到惊讶，之后倍加敬重！为啥马超会惊讶，会倍加敬重，不就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完不成赵云这种战绩吗？要是他也能做到，他怎么会惊讶，怎么会敬重呢？

（本文主要参考《三国演义》）

5、请问什么是汉人？

汉字、汉姓、汉文化、儒家的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论，那就是汉人。有人说汉人来源于汉朝，就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但是刘邦自己是楚国人，楚汉相争，刘邦胜利，刘邦建立的汉朝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秦留下来的七国庶民，没有汉字、汉姓、汉文化和儒家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论，当时的文字是李斯的秦小篆和隶书；当时老百姓是没有姓氏的；也没有汉文化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论，当时是乱性生殖的。

譬如：大将军卫青、皇后卫子夫和她们的姐妹都不是一个父亲，她们只知道母亲叫卫媪。汉武帝的母亲王梽在进宫前就生下一个女儿，汉武帝的两个舅舅田鼢、田胜与王梽都不是一个父亲。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王莽要废除奴隶制，但是奴隶们没有主子要饿死，于是就一起造反，最后王莽政权被灭。那就是说，当时还是相当原始，老百姓没有姓氏、没有父系关系一家一户、更谈不上汉文化了。

三国时，魏吴蜀都喜欢屠城，杀得千里无人迹。曹操当时作了一首诗：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灵百余一，念之断人肠。魏晋时期，中原没有了人，将大量的胡人引进中原。种地、收税、地方官吏、兵源等等都是胡人。从东汉胡人进中原，到了南北朝时几乎都是胡人，说话大家都听不懂，“胡言乱语”这句话就那么诞生。“五胡乱华”南北朝时，在中原有16个胡人建立的朝代。东晋算是汉人王朝，但是晋明帝司马昭也是金发碧眼，下面老百姓就更不要说了，实际上就是一次人种改变。

鲜卑在东汉已进入中原，他们将佛教带进中原，从东汉到宋朝，修建了大量的佛窟，这些佛窟分别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386年鲜卑拓拔在山西平城（今大同）建立北魏，鲜卑有三大姓（拓拔、慕容、宇文）。到了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时，由于柔然（蒙古地区）给北魏的压力，鲜卑三大姓融入在一起，后又变成了北齐和北周。581年北周的普六茹坚，鲜卑小字：那罗延，统一中国，自称是“望族弘农杨氏后裔”，改名字为杨坚。关陇贵族纷纷改胡姓为汉姓，大野渊改为李渊。其实，大野渊祖先是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鲜卑名字是拓拔达阇。

尽管李世民有1000个不答应，说法琳和尚胡说八道，他的祖先是老子，老子姓李，并从此改信道教，不信佛教，将《道德经》作为考状元的途径。但是李世民的外貌是“虹髯”，也就是卷毛连鬓胡子，是鲜卑拓拔与回纥（西域）的特征。但是李世民在汉化中做得不错，他将南北朝以来的胡人“匈奴、鲜卑、羯、羌、氐、柔然、突厥”等等都汉化了，并赐汉姓，使“安史之乱”的胡人到达江南都变成了客家人。与此同时，在北魏时，鲜卑人将隶书（汉字）改为魏书，在唐代鲜卑人将魏书改为楷书，那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汉字繁体字。

唐朝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的贡献，唐朝不但在文字上作出了贡献，并且大量的汉字不断产生。由于唐朝在蔬菜、瓜果、棉花、粮食、油料等等从西域引进，并且在乐器（琵琶、胡琴、笛、大鼓、等等）从西域引进，牛羊马的改进。并且在文化上作出不可抹灭的贡献，这些文化一直保留在日本。譬如：和服、茶道、华道、剑🗡️道、塌塌米、推拉门、生鱼片、相扑、蹴鞠、围棋、庙宇和寺院，等等。唐朝的李白是碎叶城人，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人。李白周游中国没有语言隔阂，李白喜欢嫖娼，连胡姬都能听懂他的话，说明李白说的是当时的普通话。李白的诗词现在都能朗朗上口，说明当时的文字与语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元朝蒙古人将唐朝的语言与蒙古歇后语结合成河北承德滦平胡语，就是我们现代的普通话，也就是我们现代用的胡言乱语。（现在的吉尔吉斯变成了斯坦国，信仰伊斯兰教讲突厥语。）

唐朝的黄巢造反，结束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望族）制度。以后就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都是沙坨人。沙坨原名处月，是西突厥别部。安史之乱以后，粟特、突厥、回纥、柔然、等等胡人都变成了沙坨人。赵匡胤的祖籍河北清苑，他的曾祖父赵珽和高祖父赵眺都在唐朝做官，并且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大将。安史之乱以后，他们建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祠堂和树起牌位，由于河北离长安和洛阳较远，所以那面胡化严重。然而，沙坨人进入中原汉化的最彻底，不管在服装、语言、文化上在唐朝末期外人根本没有办法分辩，只有他们自己人能知道。所以，赵匡胤在后周禁军殿前点检，这么大的权力给赵匡胤，不是沙坨人是不能想像的。再则，赵匡胤黄袍加身去祭拜祖先，看到青铜器就一脚踢开，说是自己祖先不认这东西，说明他不认同自己是汉人。

蒙古灭女真、党项、南宋，杀人一亿，改变了中国人种的欧罗巴型，变成了蒙古人种（大部分中国人外貌都是眯起眼、塌鼻梁、大盆脸）。蒙古建立元朝，将留在中原的党项、契丹、女真、沙坨、突厥、回鹘、柔然、等等胡人称为汉人。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胡人）、南人，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的记录了汉人。跟随蒙古人进入中国的色目人有33种，他们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讲突厥语。但是，欽察、阿兰、康里信仰摩尼教讲突厥语。朱元璋祖先有一个叫欽察.土土哈的人，曾做过元朝的宰相。朱元璋在早期信仰的是摩尼教，建立明朝后改信儒家。朱元璋建立明朝，戍卫在金陵（南京）的部队都是回回（色目人），他称为屯卫。屯卫按“卫所”编制，每卫5600人，每卫5所，每所1120人，称为千户所，与蒙古人的千户长相类。朱棣拱卫北京周围的也是回回，在河北、山东有达军和达官，这些达军和达官享受特殊优待政策，地位相当高，被称为达官贵人。现在河北和山东的一些回民村庄，就是达官贵人的后裔。所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家人，不走一道门。

明朝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朱元璋和朱棣化了50年的时间，将留在中原的党项、契丹、沙坨、女真、回鹘、突厥、柔然、蒙古、色目、等等胡人全部迁移到全国18省混居，让他们改汉姓、汉字、汉文化、儒家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论，修家谱、建祠堂都变成了汉人。最有名的就是以山西太原、平阳为主的璐州、泽州、汾州、辽州、沁州等几百万百姓经山西洪桐县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18个省移民，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留二、十口留三的比例迁移。这些迁移到全国各地的汉化的胡人，就是我们的祖先（汉族）。

有一个记录片说到：解放初期，调查人口，当时有1000多个民族。政府将与汉族相同习惯的都改为汉族。在1956年义务教育下，这些子女都讲普通话，通过60多年的延续和融合，他们都是汉字、汉姓、汉文化的汉族。所以，我们现在14亿人口有12亿是汉族。除了汉族以外，其他55民族为少数民族。但是，汉姓不是一概而论的，在北魏孝文帝时，就将110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北宋赵匡胤将沙坨姓都改为汉姓“百家姓”；明初，朱元璋将164个蒙古姓改为汉姓；民国时，满人将200多个满姓改为汉姓。胡人就是汉人，汉人也就是胡人。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汉族是一个文化融入的民族，不是血统传承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