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科举，怎么给押镖宠提升寿命？
最常见的是御前科举,到考官处选择增加宠物寿命。
每答对一题算一分,每一分可以增加指定宠物50寿命,当然增加宠物寿命的活动不限于御前科举,不过通常都是活动后到指定领取奖励的NPC处实现宠物寿命的增加。
太医也可以随意出入后宫？
太医敢随意出入后宫？借给他100个脑袋也不敢！太医进后宫的安保措施比进监狱还严格，像温太医和沈眉庄一样玩出轨，是要赔上九族的！古代太医都是男的，后宫嫔妃都是女的，他们接触机会极少，但若无旁人在场，难保这些饥不择食的女人不会对太医霸王硬上弓，所以历代宫廷特别是明清两代都对此做出严格规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朱熹朱大圣人后裔自居，深信“男女授受不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套礼教，并深以元朝宫廷淫乱为戒，专门留下祖训，规定太医进宫治病必须多人监督：
“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员，当直内使三名、老妇二名，同医人进宫看视。”看到没，凡是太医入宫给女人治病，必须要内官监太监、守宫门太监、御药局太监各1人，连同当值太监3名、宫中老妇（老年宫女，又称“老婆子”，清朝叫“嬷嬷”）2名一起陪同，至少8个人陪同并全程监督，这待遇堪比皇帝亲临，也是没谁了。如果监督人员偷懒，不按规矩办事，会有什么后果呢？
答案是非常惨。老朱放下狠话，要是不够8人定数，监官、门官、局官打屁股100下（各杖100），当值宦官、老妇各打屁股80下（杖80）！明朝时打屁股可是用夹棍实打实地打，若是卯足了劲，足够把人打死！如果监督人员一个也不在，只让2个老婆子带太医进宫，那就更是惨到家了，老朱立刻送你当时最惨刑罚：监官、门官、局官皆斩，当值太监并医生、老妇皆凌迟处死！
如此严酷到变态，变态到恐怖的规定，那些入宫的太医别说和嫔妃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恐怕连大气都不敢喘，连嫔妃的脸都不敢抬头看一眼，唯恐保不住自己头上脑袋。
到了清朝，规定就更严格了。对违规的太医，老朱还只是斩首、凌迟，罪不及他，清朝却规定如有严重违规情节，要分别处以贬谪、流放、诛杀等刑，附带抄没家产，妻妾充为官妓，子嗣贬为庶民奴隶，且终身不得为官为医，后代亦不能当官，几辈子不得翻身！上述是太医入宫给嫔妃治病的规定，但一般情况下，后宫妃嫔病情较轻的，是不允许太医到女人寝宫中看病的，而是由太监和宫女陪着患病的嫔妃到乾清宫诊脉；只有病情较重不便行动的，才许太医到寝宫诊疗，至于晚上进宫，除非人快不行了，更是绝不允许的。
除了面上的规定，还有一些技术防范上的细节——悬丝诊脉。《西游记》中有孙悟空悬丝诊脉的情节，这并非虚构，太医给后宫嫔妃治病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另外《甄嬛传》中温太医给后妃切脉，也是用一方白绢搭在后妃手腕上切脉。
这两种诊脉方式一个是隔靴搔痒，一个是隔空打牛，诊疗效果大打折扣，但太医在此之前已经详细询问了嫔妃的贴身宫女和太监，基本掌握了病情，悬丝诊脉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是因为如此繁文缛节的规定，很多后宫嫔妃的病情都被延误了，她们的寿命普遍不长，除了精神上的抑郁外，跟这种毫无人性的严酷规定也有一定关系。综上，明清两代太医完全没有和嫔妃单独相处的机会，因此是不必阉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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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邬思道说接手刑部冤案将不容于天下？
《雍正王朝》中，在刑部冤案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刑部长期是由太子胤礽的人担任要职，且此次冤案的原由也是因为太子的人为了牟利搞钱而暴雷的。因此接手刑部冤案的审理也就意味着是对太子发起挑战，更进一步是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吹响号角。
我们看到四爷的谋士，全剧开挂的邬思道千方百计劝四爷不要接手，四爷呢更是用了“冰火两重天”的狠招、高招把自己搞病了，以此高明的“避雷”，最后此案由“居心不良”的八爷胤禩意气风发的接手。审理刑部冤案结束后，尽管康熙对八阿哥胤禩诱审肖国兴欲以扳倒太子十分不满，但是康熙仍然提拔八阿哥为廉郡王。
我们看到的结果并没有像邬思道所说的那样不容于朝廷、不容于天下、不容于皇上。很多小伙伴都对这个结果有些不解，是不是邬思道分析太过呢？还是有其他原因。私以为，要理解清楚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与理解，详见下：
一、先梳理一下刑部冤案的来龙去脉案子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江南盐道任季安的弟弟任季安奸杀了寡妇，案发后找到任伯安的小舅子刘八女家的佃户张五哥来帮忙顶罪，后来因为顶罪结果演化为要杀头，而张五哥一家是曾经与四爷、十三爷有点缘分的，所以张五哥的妹妹阿兰就上京找到了四爷和十三爷来帮忙解救。最后，在开刀问斩之前由康熙皇帝亲自出面解救下张五哥，至此刑部冤案就此爆发。或许，任季安这类官商两边亨通的上流社会成功人士，大概是富足的日子过久了，各种生活体验差不多了，人生有限啊，可是生活滋味却是无限的，有机会、有能力当然尽可能的体验一番，才不枉来世上走一遭。所以任季安自然就养出了另类的癖好玩寡妇来体验别样的生活滋味，可是没想到意外奸杀了寡妇，出了人命。估计也不能算“奸杀”，可能是“用力过猛”或者遇上了烈女，所以出了人命。
本来么，一条底层社会的寡妇命其实对任季安这样的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正常情况都是可以轻轻松松摆平的。不过也许是运气不好或者是“天命该如此”，又或者被对手搞了，总之是导致这样私底下的污点案子被公开了，成为了街头巷尾的热点新闻，已经按不下去了。毕竟人命关天，一旦成为公事，那么任谁也不能一手遮天了。因此，必须接受审判。
有钱有关系的人就是好，出了人命大事也可以保全自己。任季安找到了哥哥任伯安的小舅子刘八女来出面解决，换个说法更准确根本无须找，是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伙的自家人，任季安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刘八女呢就“找到了”（命令）自己家的贫穷、卑贱的佃户张五哥来顶罪。
张五哥呢，他父亲说是刘八女对他们家有恩，大概就是刘八女几代开恩租给他们家几代人田地种谋生，得以让他们老张家的香火传下去，或者是曾经灾荒之年刘八女家对它们家有过接济。毕竟土匪强盗、天大的恶人也是人，总有那么几刻是有善心的，也或多或少对部分人还是好的。
当然呢，所谓“有恩”也未必，可能是张五哥老爹活了大半生沉淀下的智慧选择了“有恩”这种柔和的说法，胳膊拗不过大腿啊，与其正面顶撞鱼死网破，不如明智配合或许还有一丝生机。大概刘八女呢也是信心满满的许诺，只是让张五哥顶替一段时间，大概等风口过了也就可以把他捞出来了，不排除连蒙带骗。至于后期风口过去捞不捞张五哥出来就不一定了，张五哥的命与那寡妇的命也没区别。作为刘八女家的佃户，对刘八女任伯安这个圈子还是有信心的。接下了顶罪这个“任务”，不管是报恩还是其他，接总比不接好。
不过合该任伯安等运气不好，朝廷中，或者说整个大清刑部系统中绝大多数都是太子党的人，而任伯安等一竿子人刚好富得流油，且正好赶上了刚刚太子党被清理户部亏空给掏空了。虽然说任伯安等人是八爷党的财库，从他们手上搞黑钱不安全毕竟八爷党是敌人，可是兔子逼急了也咬人啊，一分钱也能逼死英雄汉，就是皇帝没钱办事也难办啊，所以太子党的人也就趁机搞八爷党的钱，因为刀把子握在太子党刑部的人手上，量任伯安等八爷党也不敢怎样，最差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聪明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所以任伯安他们想要“走关系”办事情，只能老老实实的按规矩交足额的手续费。
本来么，一边想办事情，一边收费，很正常，很安全。但是，张五哥的命和寡妇的命也没什么区别，大概两边的人也都没把张五哥的小命放在眼里，或者是太子党办案人黄体仁肖国兴脑子不够灵光，贪心不足狮子大开口把任伯安等逼急了，任伯安等人不愿再多出钱了，把张五哥砍了就砍了反正没大事，结果来了个按律办事，把张五哥判了死刑。这样一来，张五哥一家不干了，不是说好“顶风”么？这一波亏了。
无巧不成书，事情坏就坏在张五哥一家与第三方四爷和十三爷有那么一段缘分。为了救张五哥的命，张五哥的妹妹阿兰于是到了京城十三爷府上求救。其实上，若没其他因素，到这里案子还不至于成为朝野关注的大案子，毕竟皇帝的儿子十三爷走关系救个把人还不容易么？
可是关键就在于，在这个夺嫡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刻，这个案子将太子党和八爷党都穿成一串了，而四爷党与此案正好“无关”，搞大这个案子可以一箭三雕，于四爷党百利无一害。假设这个案子中，没牵涉到太子党和八爷党，案子也不至于到了康熙出现到刑场救人的程度，以至于成为震动朝野的大案，想必是四爷党特地向康熙报告时添了油加了火；另外，若是此案牵涉的不是八爷党和太子党而是其他人，四爷党也不至于搞大案子，也或者不大会救张五哥的小命，救张五哥一条小命势必得罪一些刑部人员，虽然能整个美名，不过始终是得不偿失。得罪人的人，果子不够大，谁干谁傻！
案子逻辑就是这样的，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案子将太子党和八爷党串起来，所以四爷党要的就是将这个寻常案子给搞大！接下来的就是办案权的问题。就算没有严密的算计，接或不接办案权，只要是将这个案子搞大，太子党和八爷党一定受损，四爷党都一定获益，只是获益多少的问题。
二、为什么八阿哥胤禩诱审肖国兴毫无疑问，八阿哥胤禩诱审肖国兴，原因只有一个，搞垮太子！夺嫡！不过咱们还是详细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
第一是办案权的问题。太子党成为了这个案子的成为了这个案子震动朝野的核心元素，自然不能成为审理人，康熙和朝廷都不会答应的，否则的话天下就没王法了，连最基本的体面也没了。而大阿哥是带兵的，三阿哥是个书生，大概率是没人也没能力处理此类大案的，甚至其中玄妙都不一定看得懂。那就剩下朝廷清流和不站队的大臣、八爷党、四爷党了，清流和大臣都是职业官员，有什么看不明白？自然是悄悄躲开了。于是就只剩八爷党和四爷党了。
按理说八爷党与四爷党之间，不管谁拿到办案权都是比较有利的，只不过对四爷党来说相比之下，将办案权给八爷党更好，如剧中一样四爷党只要出个人监督一下，防止八爷党步子迈太大就好，且救张五哥这件功德总不能送给八爷党一半。而对八爷党来说，其实上也是不接远比接手后，只不过八爷党夺嫡太激进了一些，加上佟国维的误判，所以才接手了案子。
当然呢，也不是无人接手才好，而是要显得积极主动，却又不能着急才行。同样，避开也要显得积极主动，又要显得无可奈何才好，就如剧中，四爷先接下，然后再搞一身病避开。八爷党接手案子对朝廷和对他们自己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虽然任伯安他们这一班人是八爷党没摆在台面上，但是四爷党是知道的，大概率其他阿哥和大臣自然也知道，所以除八爷党之外的人审理，不管是谁接手案子本就面临审判太子的人，必定要得罪太子党，还得得罪八爷党的人。朝廷上的事情无对错啊！
而八爷党接手了办案权，对朝廷是最好的法子，同时也是对八爷党的最好选择。八爷党拿到办案权，一方面，若是八爷党想周全自己人，给自己人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可以凝聚八爷党和让其他朝臣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另一方面，若是八爷党秉公办理，也可以向康熙和朝廷清流显示八爷党公正为国的高风亮节，当然寒了部分八爷党的心这事还得补补功课。
第二，八爷党谁出面审理案子最好。毫无疑问，当然是八爷。虽然八爷党以八爷为首，但是八爷党里面还有九爷、十爷和十四爷三个皇子，他们是一党也只代表过去是一党，只是当下八爷、九爷、十爷和十四爷实力没八爷强，暂且屈居八爷党之下而已。皇位毕竟是天下最大的权力，其魅力自然天下无敌。都是皇子，有足够的实力谁都可以试一试的。审理此案子，有八爷党的人，更精准地说是九爷的门人，自然九爷是要避嫌的。
接手这案子，本来虽有风险却也有一定的功劳。八爷当中只能有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八爷，总不能让十爷和十四爷接手，看看后期的十四爷受宠时的表现就明白了，怎么能把锻炼机会让给别人呢？况且这两人也不是能办案的人。我们在剧中所看到的，只是八爷步子迈大了才产生了较大的不良反应。
第三，此案能多大程度地危及太子位。其实，这个案子在爆发时，已经是对太子党影响最大的时候了，随着时间的过去，其对太子党的伤害力也渐渐减弱了，至于伤害到什么程度，还得看康熙和朝廷的态度。朝廷大臣支持彻查的人不多，或者康熙不支持彻查，对太子党来说也就是负面影响而已，痛则痛不至于要命，毕竟那个派系里面没几个堕落分子呢？
剧中我们看到的大臣和康熙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彻查但没打算把太子一把撸到底。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康熙在接到八阿哥诱审肖国兴的口供后，没有直接废太子，反而让图里琛把肖国兴送到宁古塔隔绝了，同时在张廷玉看到口供后直接烧掉后康熙认同他做的对的原因。为的就是稳住局面，不想一撸到底。这么一个只是太子下面的人犯错的案子，不至于牵动国本。这也是为什么康熙看到八阿哥给他的口供，从图里琛处得知肖国兴喊冤说八爷如何如何时，康熙说了“其心可诛”，八爷办这事确实心太黑了一些，而且还让康熙抓住了把柄，可以说八爷时误判加办事能力不行。
第四，为什么八爷要诱审肖国兴。从上面第三条我们那可以知道八爷诱审肖国兴，其中有八爷党误判的原因。八爷以为抓住了太子的把柄，就可以扳倒太子，其实真不一定。就像后面康熙快不行的时候，隆科多找佟国维时，佟国维说的只有皇帝拥立的才是铁稳的，只有皇帝点头了才算，毕竟是太平年间，不是可以乱来的。佟国维最后说出这话，就是八爷这次经验和保举八爷时的教训。
当然，八爷诱审肖国兴，也有十三爷一定的影响。因为四爷派了十三爷和八爷一起审案，其实是监督的，更是逼着八爷私底下审，让他犯错的。因为有十三爷在场，八爷审案就有了拘束，很多明明可以直接审问的事情也就不方便了，只能私底下再审。越是私底下审，越是能让八爷失去理智。
其实，关键还是八爷自己的问题。他太着急了，步子迈太大了，以为能一下就扳倒太子。就算诱审肖国兴，使劲攀扯太子也问题不大，但是必须做得干净，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可惜，八爷野心大，格局和心思却很小。
隆科多：“六叔，现在的局势就像一团迷雾，闯了进去侄儿一个人身败名裂都是小事，可咱们佟氏一族从此就可能一蹶不振哪！这个当口，您得给侄儿指一条明路！”佟国维眼光一闪，说道：“唯一的明路，就是等！”
隆科多：“等？”
佟国维：“对，等！你要知道，阿哥们找你，想拉你，难道万岁爷就不会找你？”隆科多眼一亮。
佟国维：“现在无论谁来找你，你都不要得罪他，也不要答应他。等到万岁爷找你，你就把宝全押上去。因为，只有按照万岁爷的旨意拥立的新君才是铁稳的新君！”三、邬思道为什么如此预测的理由为什么邬思道会预测谁接手刑部冤案将不容于天下，不容于朝廷，也不容于皇上呢？个人以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可能邬思道预测结果的一次小小的失误。太平盛世，皇帝要保的谁也不至于扳倒，皇帝要扳倒谁也保不住。这可是佟国维这样的朝廷顶级大臣，也要通过经验教训才能彻底领悟到的，邬思道作为一个没有实际做过朝臣，科举考试不理想闹过科场的多年前的罪员大概率也是不容易领悟到的吧。虽然可能邬思道作为一个旁观的职业谋略家，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视角，我想就像此刻在写的我和在看的各位小伙伴一样，没走过的路其中艰辛肯定大概率是不能体会的，其中道理只有佟国维一样经过经验教训才彻底明白的。所以，我将邬先生的部分预判出入称之为可能的小小的失误，因为邬先生总体上判断不错，只是结果有些夸张。
其二，排除邬先生预测失误的可能，邬思道会预测谁接手刑部冤案将不容于天下，不容于朝廷，也不容于皇上，可以是邬先生辅佐四爷的一种策略。因为这个案子的对四爷党的利害关系是很分明的，不到真真正正无人敢接的地步，不接远远比接手好处多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管实际的四爷还是剧中的，他都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遇到这种案子，四爷必然按耐不住性子。
作为谋臣辅臣，有的时候不在于有好的计策，而在于怎么样让主公保持理性、尽量减少误判就好，有些时候辅臣谋士主动地出谋划策过多反而于己不利。邬先生将其中利害关系已经分析清楚，适当夸大不良后果，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邬先生正是针对四爷嫉恶如仇这一点做的特殊安排，为的就是阻止四爷主动卷入，导致可能的引火烧身，让
四爷坐决定时能够三思而后行。就如剧中，邬思道已经阻止了四爷还是去请了命，邬思道直接气得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还好，四爷有了更优的策略。要不然，在邬思道看来可能四爷就是一个不值得辅佐之人了。
其三，邬先生作为阴谋家，看问题可能阴暗面稍微多了一些。毫无疑问，刑部这次冤案，若是康熙不是那么一个能力比较强大的皇帝，审案人员是可以像个酷吏一样疯狂攀扯，以至于将案子后果最大化的。事实上八爷诱审肖国兴，无外乎疯狂攀扯太子，只是康熙没那么不堪罢了。邬先生预测出这样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可以说还在误差范围内。毕竟只要康熙稍微不细心，结果立马天旋地转，天子一怒流血千里，将正如邬先生所言。
四、康熙为什么要提升八阿哥胤禩八爷诱审肖国兴之后，康熙一句“该死！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可以说完全将八爷诱审肖国兴这一行为及用心给定性了。正如上面我们分析的和我们剧中看到那样，康熙本来没有打算将太子一撸到底的。若不是后面剧情中太子与郑春华私通被发现，八爷党伪造太子手谕，导致热河都统凌普调兵，太子是还不至于被第一次废除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八爷在审理刑部案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心怀不轨的，康熙还是进封八阿哥为廉郡王呢？私以为原因如下：
图里琛：“回万岁爷，一路上肖国兴不断地叫屈……”
康熙：“唔？他叫什么屈？”
图里琛：“他说，八爷说过，万岁爷答应过的，只要他说出太子的事就既往不咎……”
康熙：“他真是这样说的？! ”
图里琛：“他正是这样说的。”
康熙：“该死！其心可诛……其心可诛……”
其一，这是给办事人应该有的嘉奖。皇帝是称孤道寡的人，是权力和国祚的象征，更多的也只是象征，实际办事儿还得靠天下臣民。本来刑部冤案这事儿，任谁审理也难免不牵连到太子的，只是牵连的多广的问题。且这样牵涉到太子和皇权的案子本来就棘手，几乎无人敢接。如今八爷接手了，且明面上还是办理的不错的，只是居心不良私下诱审肖国兴这事可恶罢了。台面上的事儿做台面上算，该奖还得奖，要不然以后自己遇到麻烦事儿没人接手呢。至于台面下犯的错，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就好。
其二，打一巴掌前，先给一颗糖；或者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猖狂。八爷在工作上算是积极主动的，不过心黑过于激进。另外，从八爷的出身，其为人处事言行，以及从康熙晚年清廷对皇位继位人的要求，八爷都是不合格的。既然是脓包，迟早要挤掉，那就得提前做准备。顺水推舟，办了实事就先奖赏，台面下的黑心那就让其猖狂，直至其铸成大错直接挤掉就好，正如剧中，直接让其猖狂到各种“王上加白”、几乎全朝推举八爷了。若是康熙真对他真有好感，也就不至于做了坏事儿而不纠正了。正如剧中，连后面打猎时表演仁心照样没能获取圣心。所以，可以将进封八阿哥为廉郡王看成是，打一巴掌前，先给的一颗糖。
其三，也可以看作是康熙权力运作的选择。权力的运作永远离不开斗争与平衡，皇子也是皇帝的臣民。在刑部冤案期间，从皇子的权力斗争来看，之所以太子党为非作歹，主要还是因为皇子中，太子党权力过大，而其他皇子权力过小，比如办事最卖力的四爷也不过是郡王，大爷党、三爷党和八爷党连郡王都不是，这就是说皇子间的权力不平衡。所以，康熙得找机会平衡一下，自己才能够安全，否则的话如果太子党权力过于膨胀随时可能架空自己，最是无情帝王家，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为了平衡皇子之间的权力，防止太子一家独大，可以说八爷就算没办理刑部冤案，也可能会通过其他缘由得以进封的，或者即使不进封八爷，其他阿哥也总是要有那么几个得到进封的。
其四，也勉强可以说是康熙为百年之后，皇位继承人保留一个选项。虽然八爷台面下那点黑心手段真的不讨康熙喜欢，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且自己的其他的几个儿自己也不见得就比八爷更善良。在没到揭晓最后答案那一刻，是自己的儿子就都存在着那么一种可能。毕竟真的是不知道直到了那一刻，这么多儿子谁更经得住考验、谁合适。或者退一万步讲，正如朱元璋一样，太子比自己死得早那也麻烦，谁知其他皇子是否就能寿数长过自己呢？种种机缘，安全的情况下有机会该提就提一下，如是真到了那一步也省得往后麻烦。
总结综上，总的来说，在刑部冤案中，邬思道的预测大致是不错的，而康熙明明恶心八爷诱审肖国兴，但还是进封了八爷为郡王，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以上就是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欢迎各位评论交流。
戊戌政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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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
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光绪皇帝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一、密谋应对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辨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奉的“衣带诏”的原本。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
(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
(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
(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
(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
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结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许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候,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煸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顾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伊藤博文来华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且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9月19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
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五、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秦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
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
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据记载,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可见,慈禧太后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自颐和园回宫,赶在光绪帝接见伊藤时在屏后监视政情是很紧张的。难怪光绪帝与伊藤的会见外交辞令式的客套居多会见程式行礼如仪。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
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无法罢黜光绪皇帝的地位,也无法很快找到个能够多替代光绪皇帝的入。
因此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处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显然,光绪皇帝借身体有病为由,检讨新政开展以来的作为,带有自责之意。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总理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撒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
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兴办外,其他新政事业大多废止。慈禧太后还颁发懿旨,规定乡会试及岁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即行停罢。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感世诬民,罔知顺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入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操。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
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操作,恢复旧时模样。
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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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为何被称为是民国第一皮条客？
民国时期可以说是出了很多传奇的人物。有人因为干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出名，比如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也有人因为做了一些丢人现眼的事而出名。比如当时靠女人上位的段芝贵。
段芝贵段芝贵（1869～1925），字香岩，合肥县（今合肥市）人。出身寒门，少时充李鸿章侍童，得李赏识。光绪十二年（1886 年）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赴日本学习，光绪十八年冬回国，任职于军械局。
光绪二十三年以候补同知投身于袁世凯新建陆军，任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练习。他拜袁世凯为义父，不几年即为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陆军第三镇统制。光绪三十三年，在袁授意下，以重金购歌女梁翠喜赠给庆亲王之子载振，得以道员赏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舆论哗然。不久，被御史赵启霖题参而被革职。
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委段芝贵任武卫军右翼翼长，统率拱卫军，督护理湖广总督。次年元月，段芝贵先后与冯国璋、段祺瑞通电反对共和及要求清帝退位，为袁世凯窃国立下汗马功劳。
民国2 年（1913 年）任陆军第一路军军长，负责镇压江西、湖北革命军。后授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由于受手握兵权的军务帮办王占元的排挤，不得已请求调动。民国4 年8 月改授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使。当时，袁世凯已着手复辟帝制，段芝贵积极参与。9 月上旬，他联合14 省将军-袁世凯请“速正大位”。附带列名的还有5 个省的巡抚使、都统、护军使。他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关系密切，共同策划具体的复辟活动，假造《顺天时报》。该报系日本人所办，为袁世凯必读。伪造的《顺天时报》上刊登的是对帝制活动的一片拥护。袁世凯于是加紧复辟活动。段芝贵和袁克定拣定阴历十一月初六、初七为黄道吉日，袁世凯“登极”接受朝贺。段属武将中第一个在公文中称臣的人。因拥戴有功，被封为第一公爵。
袁世凯称帝很快失败，护-将段芝贵列为七凶之一，要求将其“明正典刑”。由于冯国璋说情，段芝贵没有被追究。不久，又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要人。民国6 年发生“府院之争”，段芝贵赴徐州怂恿张勋进津调解。7 月，张勋率兵进京，乘势扶植宣统复辟。段祺瑞即以保卫共和为旗帜起兵讨逆，段芝贵也成了讨逆军西路总司令。张勋兵败之际，大骂段芝贵等人“翻云覆雨”不讲信义。次年段芝贵出任王士珍内阁陆军总长。
民国9 年7 月，直皖战争爆发，段芝贵任皖系一路军总司令兼京师总司令。他将司令部设在火车上，在麻将桌上指挥战斗。皖系失败，定居于天津租界，民国14 年2 月死于天津。
段芝贵为何被称为是“民国第一皮条客”？皮条客是妓女和嫖客之间的中介人，其得名来自于北京著名八大胡同当中的皮条营。
皮条客是妓女和嫖客之间的中介人，其得名来自于北京著名八大胡同当中的皮条营。
在民国初期，中国政坛上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皮条客”——段芝贵，他为了攀龙附凤，升官发财，曾多次为袁世凯及其儿子、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等提供美女，供其玩乐。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段芝贵随之水涨船高，成为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但是，段芝贵的野心绝不在此，他想要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于是，段芝贵抓住袁世凯的好色本性，不断花巨资购买名妓美女送给袁世凯。这一招果然管用，袁世凯甚是喜欢，段芝贵很快被提升为天津巡警道。
在袁世凯身上尝到甜头后，段芝贵从此彻底走上了“拉皮条”这条不归路，并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各种权贵的青睐信任，一路官运亨通，可谓是一本万利。但是，真正让段芝贵得到“民国第一皮条客”殊荣的却是两次失败的拉皮条经历，因为，闹大了。
第一次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当时，庆亲王奕劻正任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又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而他的儿子载振，时任农工商部尚书及御前大臣，也是个好色之徒。一次，载振在天津的风月场所看上了坤伶杨翠喜，见她美若天仙、妩媚风流就想纳为小妾，但被拒绝了，只能扫兴而归。
天津那可是段芝贵的地盘啊，他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打通庆亲王奕劻这层关系了。段芝贵一不做二不休，用威逼加利诱的方式买通了杨翠喜的父亲和哥哥，并不惜花费一万两为杨翠喜赎身，随即派人将杨翠趁夜送到载振府邸。载振大喜，对段芝贵感恩戴德，于是就在父亲面前为段芝贵美言，庆亲王奕劻又说服了慈禧太后，最终为段芝贵谋得了一个黑龙江巡抚的美差。
段芝贵虽然花了一万两赎身费，但因此当上封疆大吏，实在是值！但是，此事很快被御史赵启霖弹劾，各大报刊如《申报》、《时报》等也不惜版面作追踪报道，慈禧太后得知真相后大怒，不但段芝贵被撤职，载振也因羞愧自请辞职。
第二次发生在1914年，虽然七年过去了，大清都亡了，但段芝贵仍然本性不改。此事的天下是袁世凯袁大总统的，这一次段芝贵的贿赂对象是“太子”袁克定。
袁克定看上的女子也是坤伶，名叫王克琴，此女子不但美貌倾城，而且在当时名噪一时，是很多票友心中的共同女神。段芝贵故技重施，斥巨资买断了王克琴，打算进献给袁克定。但民国了，媒体言论更自由了，此事又被《大汉报》经理胡石庵盯上了，丑事再次被闹上报纸，闹得天下皆之。在舆论的压力下，段芝贵此次拉皮条再次以失败告终。
其实，这里所谓的“拉皮条”，就是官场上的“权色交易”，自古至今从未断绝，只是段芝贵干得太多，还有两次闹得太大，所以才得了一个“民国第一皮条客”的“美名”。
总结：权色交易，这是旧时代特有的标签，段芝贵看似捞到了好处，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人为权死。这些事都是我们作为现代人所不齿的，纸始终是保不住火的，这种行为迟早会被发觉的，接着就是关注的事情了。
